处在纷乱、动荡的时代，欲拯救民族，文学家们常常都利用自己的犀利文笔，登高一呼，唤醒那正处在半梦半醒的民族意识。故而，那时代的文学作品主人翁，被赋予生命、同时象征一种精神，警惕着今日的人们和平的得来不易，同时通过时间的流逝把教训传授下来；被鲁迅视为最好的新文学作家的张天翼，用他独特的幽默手笔，及敏感的社会触觉，批判抗日期间丑陋的权利追求者，刻划一个刚愎自用的国民党官僚形象。
《华威先生》发表于１９３８年，写作年代正是处于内忧外患的混乱时代。当时中国正面临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内患，同时日本也对中国土地虎视眈眈。在普遍保守的中国民众思维左右下，张天翼正利用自己的左翼派思想，极力鞭殆提倡资本主义的国民党。小说着重于人物刻划，因为人物性格承载着整部小说的故事主线，牵引着故事的起伏。作者以外围者的身份从外叙述故事，没有任何起伏，读起来平平淡淡，却能让读者在平和的气氛中，作者诙谐文笔的牵引下，领悟到作者要讽刺的社会现象。不啻如此，作者在场景的编排上别具用心，工人救亡工作协会、通俗文艺研究会、至战时保婴会，一幕幕的抗战救灾画面仿佛浮现人们眼前，不仅仅把读者的思绪拉到那痛苦的时代，同时也在无意中告诉读者故事的时代背景。
然而，当读者被其铺陈的写作方式引导入来之际，作者已悄悄的埋伏故事主人的性格转变。从在第一个场景的骄傲，到第三个场景的客气口吻，把人类的自知理亏心态完美表白。同时也把带着手杖、夹着公文皮包、坐在包车上抽雪茄的权贵代表讽刺至完无体肤，在那样的年代，荣华富贵背后的恶狼，多如沙烁。这里值得玩味的是华威先生在每一个场合反复提起的“认定一个领导中心”，这个领导中心暗隐着华威先生的权利欲，他期望所有社团都归他领导。这样的隐喻，到了文中的最后部分，华威先生倒在床上，口中呢喃的说：“明天十点种有个集会…”，正好给了读者一个答案，对照先前对于华威先生性格的猜测是否准确。
华威先生是典型的忙碌权利欲者，一方面能看出他忧国忧民、时时刻刻惦记民间疾苦，直至“恨不得取消晚上睡觉的制度。希望一天不止二十四小时。救亡工作实在太多了，”令人不免为他的爱国情怀感动。然而，这样的期许却因为他权利欲的无限度扩大而转为鄙视。在那样的年代，社团职位的多寡决定着社会地位，而为个人利益典当民族福利的人们，是民族的反叛者，出卖民族利益。张天翼先生娓娓道来，像是在诉说本身的经历，事实上是把民族的败类赤裸裸摊在艳阳下，任人批判，同时也批判着那个被视为金钱至上的国民党党员。
２００８年两岸关系大跃进，殊不知，当年的左翼派人士读着这讽刺性大作，面对遥望未可及的台湾，心中作何想？而我也正开始留意四周，看看华威先生是否在周围游走。
2 条评论:
现在，我们可以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革命做一个结论了。这个历史的结论就是﹕
第一、中国共产党是在苏俄这个境外颠覆势力的直接策划、操纵、命令和指挥下建立与发展起来的，是国际共产专制复辟势力的一个部分。
第二、中国共产革命的前期，曾以俄式共产革命为榜样，后期则是打着共产革命旗号的，具有鲜明暴民运动特征的传统型现代农民造反。
第三、中国共产革命的对象，非但不是专制统治和君主王朝，却是推倒了专制王朝、结束了君主制度，正在与形形色色专制复辟势力进行着殊死较量，并艰难地推进着民主进步的新中国——中华民国。
第四、中共建党以来做了如下几件大事﹕一是受俄命“参加”、诱逼和破坏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革命。二是受俄命反对北伐、破坏北伐和背叛北伐。三是受俄命发动武装叛乱和武装叛国，分裂祖国和制造两个中国。四是在国难当头和中华民族奋起抗战的历史岁月里，假抗日和不抗日，真扩张和真卖国。五是在中国人民战胜日本法西斯侵略之后，迫不及待地发动内战，处心积虑地反对民主化进程，并在苏俄的支持下，打赢了那一场意在改朝换代的农民战争。六是在中国大陆建立了一个全方位的教政合一式专制复辟政权，为中华民族制造了空前的灾难。
有必要指出的是，这里并不存在一个我们“要彻底否定共产党”的问题，而是共产党用它自己七十余年“名为革命实为反动和血腥的历史”，彻底地否定了它自己。虽然，有一些人对共产党总是保留着一丝温情，甚至是在某些搞民主的朋友身上，我们都不难看到这一丝温情的存在。之所以如此，有的是因为与共产党有着千丝万缕的感情联系和利害关系；有的是因为对共产党的历史、特别是中华民国的历史缺少最起码的了解；有的虽然对专权时代的共产党充满否定之情，却对共产党这个胜利者所编造的辉煌历史早已深信不疑，轻易难以动摇；有的仅仅因为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是一九四九年的失败者，因而总想在失败者那里找到共产党多少有些正确的证据……诚然，中国共产党曾经最能够蒙蔽人的，还是他们高举过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共产主义革命”的旗帜，因为这一面旗帜太美好，也太能够欺骗人。但是，我们只需用一个共同的标准，来检测和衡量一下共产党及其对中国现代历史的“贡献”，我们就不能不彻底地否定它和批判它。因为在中国现代历史的艰难发展和特殊发展中，我们只能以进步还是反动的标准，爱国还是卖国的标准，来对它作出究竟是应该肯定或是应该否定的结论。因为我们无法用不同的标准来臧否中国共产党。因为所有的政党，所有的政治力量，包括任何个人，在历史发展的法则面前，都只能被一视同仁。虽然这对于那些对中共情有独钟者，乃是一个难以回避的巨大痛苦。
同样有必要指出的是，对共产党的彻底否定，并不等于对共产党人的全部否定。因为，如导论所述，一是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理想，或曰仅仅作为一个空想，并没有错，错的是马克思所提出的一整套实现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手段；二是传统农民革命虽然只能导致“建立新王朝和复辟旧制度”这样一个政治结果，但农民革命本身却应该是被同情的，只要它不是对新生民主政权的造反和反动。许多人基于上述两个原因而参加共产党，甚至参加了那一场旨在打江山的共产革命和农民战争，也就是情有可原的了。所以，将共产革命和农民造反的一般参加者，与听命苏俄、阴谋破坏中国国民革命、甚至叛卖祖国利益的中共领袖们加以区别；将决策假抗战、不抗战和日蒋火并之卖国路线的中共领袖，和为中共所骗，以为中共才是真抗战而积极参加共产党者加以区别；将在这场专制复辟的血腥历程中已经和正在觉悟者，与为了维护到手的专制权力而继续甘当刽子手的冥顽不化者加以区别；将不仅是正确的，而且对于进一步认清中共的历史罪行和避免变革期的混乱与流血局面，非但极为重要，并且有益而无害。因为我们仍然希望绝大多数的中共党人，还是回过头来做中华的儿女，而不要继续去做马列的子孙。因为口口声声要向马克思报到的中共党人们，实际上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早就不信马列了。历史需要我们有如此的认识，历史也要求我们这样去做。
中华民国与中国国民党
—— 兼述国民党的哀与荣
现在已经可以为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作一个客观的历史结论了。这个历史的结论就是：
第一、由孙中山先生所创建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 中华民国，才是真正的新中国。
第二、国际国内凡是要颠覆中华民国者，无一不是真正的专制势力或真正的专制复辟势力，并且不管它们是在何种名义之下，包括“以革命的名义”。辛亥之后八十余年的历史已经对此作出了确证。
第三、中国国民党是一个民主性质的政党，而不是一个专制性质的政党；是发动了中国民主革命、推进了中国民主过渡的政党，而不是反对中国民主革命、阻断了中国民主过渡的政党。虽然她有过形形色色的错失，有着各色各样的缺陷，并遭遇过惨痛的失败，但这些都不能掩盖她本质上乃是一个民主政党的政治光辉和历史光辉。因为，一百年来，中国国民党一共做了六件大事：一是推翻满清，结束帝制，创立了民主共和的崭新国家制度。二是坚持反对形形色色的专制复辟，领导了北伐成功，初步统一了中华民国，赢得了护国护法的胜利。三是领导全国人民坚持长期抗战直至胜利，并因此而废除了近百年来压在中华民族头上的不平等条约，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四大领袖国之一，和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四是在内忧外患长期交相煎迫之下，历经军政、训政，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初步建立、建成了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颁布了一部真正民主的“中华民国宪法”。五是长期坚持反对中共在苏俄指使下发动共产革命以反扑中国国民革命、颠覆中华民国，并数度获得成功，却于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的内战中惨遭失败，致使中国大陆重蹈专制复辟统治。六是失败后仍能在台湾坚守中华民国的国统和法统，从而“将台湾推向了中国五千年所未有的民主繁荣境界”。一个政党，在百年中做了六件大事，五件正确而且成功，一件失败但并非错误，那么，这个政党还是反动的吗？还是一定要打倒的吗？
第五、中国国民党不会亡。因为在台湾执政的中国国民党将只有落选之败，而无亡命之虞；因为即便是因落选而不再在台湾执政，亦应该是哀荣并至；因为虽然“哀”在落选，但却“荣”在她百余年来民主理念和民主追求的最终实现。
第六、中国国民党的前途在大陆，而不在台湾。因为今天中国大陆人民正在重新认识中国国民党的性质和历史，已经认识到了中华民国国统与法统的历史合法性，甚至已经初步认识到，唯有“认祖归宗”，才能够为在将来造就一个“民主统一”、而非“专制一统”的中国，带来光明的前景。由是，中国国民党一定会在中国大陆重新崛起，对推动中国大陆最后的民主进程和祖国的民主统一，作出她应有的历史贡献。不论今日台湾的中国国民党是否还有这样一份雄心和壮志，中国国民党真正的前途都是在中国大陆，而不是在中国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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